广东“富可敌国”的背后，隐藏着这三个

秘密！

 海珠人网站：源自网络今纶 抱朴财经 2019-02-03

广东省2018年全年GDP逼近10万亿元（9.73万亿），连续第30年排名全国第一。以世界各国GDP排名来看，广东省GDP已经接近目前排名第12的韩国，可谓是“富可敌国”。

那么，广东“富可敌国”的秘密是什么？是袁庚所提出的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”？还是张小龙的用户至上的价值观？又或者是任正非所言的“狼性”文化？

都不是，广东“富可敌国”的秘密来自于三个方面：

01

民间力量被充分激活

广东人对于赚钱发财、做产品有强烈欲望，他们不是“领导要我干，而是我要干，因为我就是老板”。

02

地方政府走服务路线

在广东你很难看到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公务员（有，但是非常少），他们挂在口头上的一句话是“我们是提供服务的”。

03

省内各种模式竞争激烈

一些人言必称“广东模式”，其实根本没有“广东模式”，只有“广东生态”。然而，无招胜有招。

民间力量生猛鲜活

深圳人曾经有多穷？穷到每一个深圳人都想去香港，这是特指“大逃港”时代。

1952年、1962年、1972年发生过三次“逃港”潮。当时宝安县一个农民每天收入0.7元人民币，而香港则是70元港币左右。穷则思变，穷则需要杀出一条血路。

多年前，邓小平倡建特区鼓励特区勇往直前，他说：“中央没有钱，可以给政策，你们自己去搞。杀出一条血路来！”

在《大逃港》一书中，深圳宝安一位农民对作者说：“‘改革开放’这4个字，你们是用笔写的；我们是用血写的！”

随着政策放开，广东人内心的发财致富火焰被点燃，民间力量被极大地激活。一方面，港资、外资纷纷进入广东开厂设店，另一方面，广东以及来广东的外地人也开始自筹资金杀入商海。

不等不靠，不骄不躁，广东人的所谓“敢为天下先”是有先天优势条件的：自明清以来，经济增长的草蛇灰线从未彻底断裂，除特殊时段之外民间人士与海外联系频繁，对于商业模式、生产流程、销售技巧多有接触，一旦确认开放，广东人可以立即启动这些“冻结”的资源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广东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越战越勇，已经学会了自我迭代。广东人和很多省份的人不一样，后者更多是在安心打工，广东人则野心勃勃想做老板。而做老板就要付出代价，就要超越你的同行，超越港资、外资，就要内抚员工，外联（联系，而非联合）政府，眼中有友商，心中无友商，只管往前跑，跑出高质量、高标准的姿势（即产品）就对了。

广州跑出了微信、欢聚时代、唯品会、网易，深圳跑出了华为、腾讯、招行、平安，佛山跑出了碧桂园、美的……

激活民间的力量，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绝非虚言。老板们多年以来都是以“虹吸”模式不断吸引内地人才到广东就业，广东早在2017年的统计数据中就人口过亿，如今，广州和深圳都在人口流入城市排行榜的前三甲。

人们时常喜欢把长三角与珠三角做对比，我把自己所见过的一个真实案例提供如下：

一个广东企业家和一个上海企业家见面，广东企业家会说我们准备怎么怎么干，列出一二三四。上海企业家则会说，这怎么可以，我们很规范的，政府没有出许可文件啊。广东企业家什么话也没说，回去就开始推项目，结果大赚特赚，后来还得到了政府的表彰和许可。

广东人胆子大，野蛮生长是出了名的，他们不会做“乖孩子”，而是要通过实际行动，反向推动政府确认自己的项目和模式。

只要合法经营，有税收，有就业，广东的地方政府也乐得减少对企业的管理和约束。

长三角的另一大软肋是：人口老龄化严重，和珠三角存在巨大差异。

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调广东的民营经济力量，自然是“生猛鲜活”，给点阳光就灿烂，要是不给阳光，呵呵，就自己创造阳光。

地方政府谦虚务实

广东的地方政府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？以我所见过的某区某部门为例，主事者对于业务非常熟悉，在10分钟之内处理多项文件的签署和落实，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或者否决意见，绝不拖泥带水。

在重要城市和重要岗位上，大多数是熟悉业务的专家型人才执掌权柄，但这些人士基本都对自己有清晰定位：服务于企业和市民的服务提供者，自己不是权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，而是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。

所以，很多外地企业到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广州、深圳等城市设立分公司、开展业务会很惊讶：居然有这么高效的服务效率？居然有这样的服务态度？北方城市完全没得比。

广东的地方政府一直在做什么事情呢？放权，减少审批，把对企业可能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，同时服务提速。

广州市工商局去年在全国率先推出“人工智能+机器人”商事登记，首创商事登记“无人大厅”“无人审批”新模式，实现“免预约”“零见面”“全天候”“无纸化”“智能化”办理商事登记。对符合标准化、规范化的申请实现“秒级”审批。

去年8月，《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（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正式出台，广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减掉一半多，缩短至少3个月。

深圳市也是在去年年中发布第一批100个“不见面审批”服务事项清单，对于流程相对简单的事项，实行不见面“秒批”服务，已在应届毕业生人才引进中实行。

广东的官员在中国其实也是一种“异类”：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他们一直在向中央“要权”，并且得到中央支持。

曾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、深圳市长的吴南生在争取设立经济特区时曾义无反顾地说：“如果省委同意，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。如果办不成，要杀头，就杀我好啦！”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也有类似的“惊人之语”，这些都与邓小平的“杀出一条血路来”的观点一脉相承。

他们是真正的历史破局者，有担当，有远见，而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帽、饭碗保持沉默，或者人云亦云。

广东人有幸，得一批历史破局者披荆斩棘，为后来的逼近10万亿打下良好基础。

今天，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定调广东的政府形象，自然是“谦虚务实”。

在内地，一个科级干部可能都觉得自己是大领导，而在广州、深圳，一个级别高得多的干部未必能有内地科级干部威风，这也是广东突飞猛进的“秘密武器”。

广东没有模式只有生态

回望历史，如果我们来总结广东发展的所谓成功模式，会发现无从下手，因为各市差异极大。

东莞、佛山、深圳、广州各有模式。佛山的模式是向内生长，政府积极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与制度，所以本土企业发展迅猛，大名鼎鼎的格兰仕、美的、志高以及顺丰（初期）都是出自于佛山，佛山模式有点德国模式的味道。

东莞则因为土地、外来人口红利、地理等优势，更加强调外向型经济，更多做“三来一补”的代工，不过现在有华为加持松山湖，结构正在向更为合理和均衡的方向转化。

深圳早就提出了“四个难以为继”，GDP的增长速度曾一度掉在天津、重庆的后面，但深圳咬牙坚持转型，守得云开雾散，科技创新、高端服务业与金融都有较为耀眼的亮点。

广州正在动能转换中，在原有的商贸、交通优势之外，再增加人工智能、信息软件和生物技术的大力推进，去年的GDP增长速度与上海、北京持平，文教医疗资源继续在华南保持领先。

这四座城市为广东GDP逼近10万亿贡献了绝大部分的份额：广州2.3万亿，深圳为2.4万亿，佛山在1万亿左右，东莞为8278亿，四个重点城市加起来差不多是6.5万亿，占到广东GDP的66%左右。只要这四个城市稳步增长，其余城市不要大幅度波动，广东2019年的GDP破10万亿应该是比较容易的。

但是什么是“广东模式”呢？从各市的情况来看，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化答案：让佛山学习深圳的先进经验，未必适用，因为深圳的地理位置以及产业布局和佛山完全不同，同样，珠海也不要指望学习广州的转型经验，因为人口、交通以及各种力量的支持太不一样。

“广东模式”就是放权，让各个地方依据自己的核心优势去放手发展。一线的指挥官最清楚哪里的力量最强大，前线指战员最清楚哪里的利润更丰厚，所以，各市有各市的模式，端上桌子就是广东省创造的一个优质产品——广东以占全国1.8%的土地面积，占全国8.03%的人口，创造了超过全国10%的国内生产总值。这是广东奇迹，更是我一贯力挺的“南方崛起”！

“广东模式”就是创造一个高效的服务型的制度体系，让各路神仙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去各显神通，“广东模式”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，因此我愿意把它命名为“广东生态”。

广东未来的挑战在哪里？其一是珠三角与其他区域的不协调发展。其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利益协调与高品质发展。

解决好了这两个关键问题，广东将会继续加速且在世界上遥遥领先。

广东没有“秘密”，只有一颗永远向上、永不止息的雄心与执行力。